今天，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？(2)

对于具体的某一部古代史书及历史史实，我们还需要运用比较式的阅读方法，而非轻信单一史书的记载。比如同样都是记载五代十国的历史，却在二十四史之中出现了两部正史：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、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。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其中一部的记载。当我们通过比较阅读，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编纂旨趣、历史叙事、价值判断等方面差异如此之大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先通过比较考察的方法，了解其缘由：宋代初年的薛居正主持编纂《旧五代史》，基本上就是延续唐代官修史书的传统、历史叙事平铺直叙、评价缺乏主见；北宋中期的欧阳修撰写《新五代史》，主要是为了通过历史叙事来建立新的价值体系，思想性非常强。不仅如此，对于一些具体的人事记载与评价，两部史书的差异也非常大，比如《旧五代史》高度评价了五代时期的不倒翁宰相冯道，认为他“道之履行，郁有古人之风；道之宇量，深得大臣之体”，而《新五代史》则斥责他为缺乏忠义、无廉耻之人。通过这两部书的比对阅读，我们就会相对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，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有更加客观的认知。又如，同样记载三国初期历史的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，对于当时曹操僭越为丞相一事的记载存在很大差异，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记载云：“天子以公为丞相”，意思是说汉献帝将曹操任命为丞相；同样的史实在《后汉书·献帝纪》中则记载为：“曹操自为丞相。”也就是说，曹操自己担任丞相，只不过迫使汉献帝承认罢了。我们通过两部史书作者及编纂背景的比较，就会明了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远离三国、不太受当时政治影响，反而更能客观记载历史史实。

总之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，既从整体上把握史书及史实，也从微观出发来考察史实的客观真实性，同时注意比较式的阅读，从而获得真知。不仅如此，宏观、微观有机结合，使我们既可以从历时性角度来分析总结历史规律、特点及历史得失、经验教训，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及其思想内涵，从而感悟更多新知。

我们在选择了需要阅读的经典史书之外，也须就某一方面的问题展开广泛阅读，如此才能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，掌握更为深入的历史规律。这就需要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阅读，甚至是古今中外的相关史书都要争取翻阅下。1941年，毛泽东同志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中强调：“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，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；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。”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读史来获取古今中外革命的经验教训，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我们更需要广泛涉猎，最大限度地了解古今中外在某一方面的发展历史、现状及未来，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工作生活与社会实践。当然，广泛阅读并不等于面面俱到，而是结合个人需要与兴趣，有选择性的大量阅读，可采取跳读、浏览、泛读等，以便更充分地了解某一方面的史实。

我们读史书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更多的历史史实，而是要把握其精神与思想，如王安石《读史》一诗中所言：“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区区岂尽高贤意，独守千秋纸上尘。”在他看来，历史流传下来的并非都是精品，不能固守书中的记载，而是要切实了解其思想精髓，这才是读书之道。这实际上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博学反约。如孟子强调博学，也更注重“反约”，他说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三国时期诸葛亮读书就喜欢“观其大略”，这其实就是博学反约之道，在泛读中撷取精华。

诚然，历史书背后的精神与思想，并非容易获得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就不得不借助相关的方法论、哲学的书去激发思维，所谓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。比如我们阅读中国古代政治史、文化史、生活史、民俗史、军事史等方面的历史书，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及道理，我们有时候需要借助政治学、文化学、社会史、民俗学、军事学等方面的论著辅助分析与理解，这样我们对以往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与理解。当我们将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，才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思想。

反约，就是要深入思考，实现史学的价值转化。反约不仅仅是为了掌握史书的思想精髓，而是要将之转化为现实生活与实践的指导。这实际上就需要我们结合现实需要，实现价值的转化，这种转化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认知体系、人格境界方面，还要运用到我们的思维方式、价值判断、社会实践等方面。实际上，早在先秦时期，古人就察觉到阅读史书的功用所在，如《周易》所载：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就是说在商周时期，人们已经注重通过学习古圣先王的嘉言懿行，来提升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。读史要注重独立思考，获得真知，并将之与现实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实现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真正价值。正如鲁迅强调的读书要会实践，这样才是会读书，“专读书也有弊病，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，使所读的书活起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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